在古希腊时代，男性之间的同杏爱恋有着浓厚的“崇武主义”色彩，其追求刚毅的品德和健美的形体；在古罗马时代，“纵欲主义”弥漫着整个社会，古罗马人性生活的放纵、性行为的狂暴，让喧嚣的杏欲成为情爱的主题。与之相比，中国古代一直存在着“尚情主义”的传统：高度关注“心”的感受与变化，用“情”将“性”和“欲”巧妙地结合，使之免于跌入“灵”与“肉”的矛盾冲突。

它不仅是中国古代美学开始逐渐走向审美自觉的重要标志，更是中国古代同杏恋情里的可贵特质之一。

高度内敛的中国传统文化，常常遮蔽了“尚情主义”传统。本文试以三首书写中国古代同杏恋的文学作品为切入点，刺取诗文深意，钩沉其隐含的“尚情主义”。

在汉语里，“情”是“性”与“美”的天然统一。在先秦时代，“道始于情，情生于性”的观念便已萌芽，是以“君子美其情，贵其义，善其节，好其容，乐其道”。古往今来，“尚情主义”传统始终根植于人们的内心深处，《诗》以言志，亦“发乎情”。在中国古代，关涉同杏恋情的文学书写里，所尚之情具象体现在“柔”、“深”、“真”三个方面。

01

山有木兮木有枝：

跨越阶层的“柔情”

在等级森严的传统社会里，身处不同阶层的人，往往不能互诉衷肠，即便心有所恋，也须要收敛自己的情感。书之于笔，绝非易事；宣之于口，礼法不许。在讲究“门当户对”的中国古代，敢于跨越阶层而相恋的例子，并不多见。但是，西汉刘向所著的《说苑》记载了一则发生在两位身份悬殊的同杏之间，且充满“柔情之恋”的故事：

鄂君子皙之泛舟于新波之中，乘青翰之舟，极䓣芘，张翠盖而检犀尾，班丽褂衽，会钟鼓之音毕，榜枻越人拥楫而歌，歌辞曰：

”滥兮抃草滥予 ？（今晚在河里撑船，是什么好日子？）

昌枑泽予昌州州。（和哪一位同船？和王子你们。）

鍖州焉乎秦胥胥。（承蒙大人美意，你们的赏识与厚爱，让我无比羞愧。）

缦予乎昭，（我多么希望认识王子，[今天终于认识了。]）

澶秦踰渗，（山上[有]树丛，竹木[有]枝梢；）

惿随河湖。（[王子]您知道吗？我心里对您非常敬慕，满怀眷恋。[您却不知道。]）”

鄂君子皙曰：“吾不知越歌，子试为我楚说之。”于是乃召越译，乃楚说之曰：

“ 今夕何夕兮？搴舟中流。今日何日兮？得与王子同舟！

蒙羞被好兮，不訾诟耻。心几烦而不绝兮，得知王子。

山有木兮木有枝，心悦君兮君不知。”[

于是鄂君子皙乃揄修袂，行而拥之，举绣被而覆之。

一位身份卑微的越国船夫，喜欢上了楚国的王子。在渡河时，少年一边摇着船桨，一边放歌，用古越语大胆地唱出了内心的声音。王子得知其心意后，并未责备越人僭越礼仪，反倒“行而拥之”，以示接受。

一句“山有木兮木有枝，心悦君兮君不知”，唱出了缠绵而淳朴的情致，跨越了尊卑之别，脱俗于权力和肉欲。《礼记·乐记》云：“乐者，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”，“凡音者，生于人心者也。情动于中，故形于声”。可见，扣人心弦的音乐，并非旋律之美，而是情感之切。越人所歌，令王子心动的，是婉转而质朴的抒情，没有拘谨，毫无僵硬，自然之中流露出的真实。

一个“拥”字，透露出王子展现的温柔，没有纡尊降贵的做作，而是发自内心的爱惜。和“抱”字相比，“拥”并非紧紧地搂住，而是轻轻地围拢。这一刻，远离了礼乐的束缚，消弭了身份的差异，唯有脉脉柔情，映衬静水深流。

丹青明誓永不忘：

穿越时空的“深情”

南朝诗人徐陵所编之《玉台新咏》多收绮罗脂粉词句，虽以香艳颓靡见长，却不乏“情意深深深几许”的佳作。竹林七贤之一阮籍所作《咏怀》（其十二），最能代表。该诗开门见山，直奔主题：

昔日繁华子，安陵与龙阳。夭夭桃李花，灼灼有辉光。

阮籍化用了战国时著名的两位美男子——安陵君与龙阳君的典故，咏史以弔古。在历史上，君王宠幸嬖臣，看似情义绵长，实则生性薄凉，不过片刻欢好。根据《韩非子·说难》的记载，年少时的弥子瑕颇受卫灵公的厚爱：“窃驾君车”，君以为贤；“啖君余桃”，君以为爱；若干年后，卫灵公却以弥子瑕色衰，见罪而加疏。昔日备受恩宠的美男子，无不应验了“华落而爱渝”的谶言。不过，安陵君与龙阳君因“言誓情深”之故，得以例外。

某日，安陵君随驾游猎。楚共王在开心之余，兴高采烈地问道：“寡人万岁千秋之后，谁与乐此矣？”安陵君泣泪发誓：“臣入则编席，出则陪乘。大王万岁千秋之后，愿得以身试黄泉，蓐蝼蚁，又何如得此乐而乐之。”楚共王闻之大悦，封坛赐爵。（事见《战国策·楚策一》卷十四）

又，某日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，龙阳君得鱼而涕下。魏王问其缘由，龙阳君直言内心的忧虑：“四海之内，美人亦甚多矣，闻臣之得幸于王也，必褰裳而趋王。”魏王听罢，布令于四境之内：“有敢言美人者，族！”（事见《战国策·魏策四》卷二十五）

安陵垂泪，以诠臣子誓君；龙阳泣鱼，而获君王誓臣。在“敬鬼神”、“事巫觋”的中国古代社会，誓言具有社会契约和道德管束的双重效力，是信用方面的重要表现。一般来说，古人立誓，言必行，行必果，倘若反悔，容易招致全面的诛讨。由此可知，安陵君之于楚王，魏王之于龙阳君，若非情深，何敢为誓？

感怀于此，阮籍在诗篇结尾直抒胸臆：

愿为双飞鸟，比翼共翱翔。丹青著明誓，永世不相忘。

“比翼双飞”歌咏此生恩爱，“丹青著誓”赞颂来世相随。如此“深情”，势必穿越时空的阻隔，一方面寄寓了“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”（白居易《长恨歌》）的美好期许，另一方面，亦暗含激励，勇于直面“如何薄幸锦衣郎，比翼连枝当日愿”（纳兰性德《拟古决绝词》）的现实。

03

子萧病殁九郎哭：

超越族类的“真情”

“情”的本质在于“不断突破”，在渐变中求之革新。所以，柔情可以跨越阶层，深情能够穿越时空。与之同理，真情足以超越族类。自魏晋六朝以降，人族与仙、妖、鬼、兽等其他异族之间的爱情故事常见于《搜神传》等各类志怪小说。这些故事沿袭了男欢女爱的传统笔调，在人物的设定上，遵循着雌雄相配的异性相恋逻辑。志怪小说发展到明清之际，跨族类的爱恋关系由异性之间扩大到了同杏之间。在蒲松龄所撰《聊斋志异》里，有一则题为《黄九郎》的故事。

其大致情节是，书生何子萧在自家门口偶遇一名路过的男狐（雄性狐狸修炼成精，化作少男，“年可十五六，丰采过于姝丽”），从此爱慕不舍，屡屡邀入家中款待，巧借各种名目，捉臂遮留，强挽夜宿，并伺机求欢：先是“引与同衾”，后又“移与同枕”，从“曲肘加髀而狎抱之”，一步步得寸进尺到“但求一亲玉肌”。书生何子萧虽是人类，但面对情欲时，竟是“禽处而兽爱”；却看黄九郎，身为狐妖，多行善举。深知彼此私昵，必然伤人性命，因此“坚以睡恶为辞”，每每“乘夜遁去”。怎料，何子萧相思成疾，“忘啜废枕，日渐委悴”。黄九郎于心不忍，在“勉承君意”后，仍衷心告诫“实以相爱无益于弟，而有害于兄”，恳请何子萧“勿以此为常”。无奈的是，何子萧贪欢成瘾，即便被太医警告“君有鬼脉，病在少阴，不自慎者殆矣”，依然不知收敛，终致“魂气已游墟莽”。旋即，何子萧病逝。黄九郎虽然痛哭而去，但感念于何子萧曾经奔走求药，为其母医治心痛，便设法令其还阳。在复活何子萧之后，黄九郎又把“娥眉曼秀，慧丽多谋”的三妹下嫁与他，置其家室。

在这个玄幻的故事里，书生何子萧爱慕黄九郎，无疑是“真情”流露，尽管饥渴难耐，总是按捺不住。然而，“食、色，性也”，是“人之大欲存焉”，基于性魅力的怜爱，非但不可耻，反而是一种自然的真实。先秦诸子早就指出，“夫人之情：目欲期色，耳欲期声，口欲期味，鼻欲期香，心欲期佚。此五期者，人情之所不免也。”（《荀子·王霸》）人之情感，贵在率真，率性而为，方显其真。

当然，狐妖黄九郎对待何子萧也是尽付“真情”，交往过程中，都是秉持 “本不忍祸君，故疏之”的立场，处处为书生的各个方面着想：见生清癯，缱绻以慰；见生未婚，表示“谨为君图一佳人“；见生殒命，全力助他“借躯还魂”。作为妖族，修行多年的黄九郎深谙“真爱非溺爱”之理，心里清楚，“喜欢”并不意味着无原则地顺从与满足。

面对感情，书生投以感性的“真挚”，狐妖报之理性的“真诚”。真挚与真诚的并融汇流，催生了足以跨越族类隔阂的真情。

结语：晚近以降，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，作为西方现代性学概念的 homosexuality 经过译介而输入国内，当时的各类报纸、杂志、性教育手册上多用“同杏爱”这一新名词来展开相关的讨论，而非今天通行的“同杏恋”。在汉语里，“爱”侧重精神层面，“恋”强调行为层面。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们普遍用“同杏爱”来译介 homosexuality，这说明各方关注点都聚焦在“情”字上面。可见，彼时学术界的文化自觉力还未完全丧失，大家仍能敏锐地意识到，中国自古以来的同杏恋情，既有独具特色的呈现形态，也有别具一格的文化特征，与西洋文明里的 homosexuality 有着显著的区别。

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，homosexuality 在西方古代社会遭受了黑暗的“罪恶化”过程，基督教在中世纪高举“禁欲主义”大旗，用炽烈的圣火“净化”了一切同杏之间的关系。历经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，“科学主义”抬头，homosexuality 在西方近代社会又遭遇了奇妙的“病理化”的过程，“变态”、“性倒错”、“精神疾病”等不可思议的标签被广泛地贴在各类“性反常人群”的身上。须知，在中国古代社会里，同杏之间的爱恋，既没有被政府律令定义为罪恶，也没有被传统中医视为疾病，它只是多元文化生态环境里普通恋情的一种，可谓“当时只道是寻常”。

遗憾的是，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转轨，民族的文化自觉力在“欧风莽莽，美雨日吹”的洗刷之下，逐渐丧失。结果，我们深陷于西方语境之中，被摆弄得“亦步亦趋”：看到欧美“狼狗疯跑”，“遍地飘0”的自嘲就此起彼伏，各种抱怨“无1无靠”。殊不知“尚阴柔” 与“慕阳刚”自古就是中西方在审美上的重大差异；看到国外大尺度花式“秀恩爱”，竟然群情难已，一面称赞“外籍男友”如何浪漫，一面调侃“本土男友”如何木讷。殊不知，这份内敛的背后，藏着其“至柔至深以真”的特质。

回顾历史，在渊博浩瀚的文明长河里寻回失落的传统，对当代中国同志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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